中国在各种生产要素上所具有的特定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应当继续发展低端制造业。目前，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中国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
其实，低端并不必然等于低附加值。做好低端意味着要从产品质量、品牌等多个方面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做到既能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逐渐淡化自身的“球员”身份，更好地做好“裁判员”，从而为低端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创造积极条件。
中频电炉打炉料公司提醒-低端产业曾带来的好处
所谓低端含义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指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二是指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贴牌生产或为整机提供零部件生产等；三是指同一行业中的低端产品，如小排量的廉价汽车等。
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由低端生产推动的。二战之后，全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欧美到日本；第二次是从欧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及南美等地；第三次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处于产业链低端意味着别人挣大钱自己挣小钱，而且还要饱受环境污染之苦，但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两个最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与印度相比，虽然印度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转移中也受益匪浅，如印度的软件业已经确立了仅次于美国的显赫地位。但是，软件业所创造的就业人数也不过200万而已，相比之下，中国仅出口产品制造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达1.5亿左右。因此，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的拉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做了制造业中的低端，而印度则做了相对高端的软件业。
产业升级受到金融风暴冲击
美国商业思想家、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四个阶段。按这样的划分，日本应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近20年时间里，日本几乎没有进步，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38900点之后不断下行，目前只有8800多点，明显进入了富裕驱动（衰退）阶段。
在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成功胜出的大概就是韩国了，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阶段，而中国目前还处在投资驱动阶段。
中频电炉打炉料公司摘记-理论上，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升，中国已经有产业再度向其它地区转移的迹象。但是，中国太大，不仅人口众多，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要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不太容易。更何况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美国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实现产业升级的脚步无疑将放缓。
没有完全做好低端产业链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角度看，中国能够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件好事。如果能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产业转移中再次实现产业升级，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中高端，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具有了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
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和韩国都利用产业转移之际，发展和壮大了丰田、现代等自主品牌。而中国则相反，通过30多年发展起来的解放和红旗等自主汽车品牌，在汽车行业的中外合资过程中几乎都被挤出市场。
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本采取的策略是先满足国内需求再出口。韩国是通过向外举债和引进技术发展自主产业，通过鼓励国内消费者购买国货来壮大产业规模。而我国则更多地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来发展制造业，这个过程中必然使得老谋深算的跨国公司逐个消灭中国的本土品牌，如上海原本是中国名牌产品最多的地方，但昔日的蝴蝶牌缝纫机、金星电视机、上菱冰箱等目前已经看不到了。
由此看来，即便是低端，我国也没有完全做好。
产业升级存在障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都想成为强国，都不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两个30年的两次选择。
第一个30年，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推进农、轻、重全面发展的战略。由此，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GDP增长两倍以上，工业迅猛发展，与农业的产值几乎相当。当时，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属漫长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二个30年，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中，GDP增长八倍以上，在全球堪称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
比较这两个30年可以发现，摆脱国际分工体系的自我发展显然是比较慢的发展战略。但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同时又想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就需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与别国竞争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和定价权。但是，中国行业在这方面的基础与实力目前并无优势。
拿纺织行业来说，虽然中国几乎掌握了全球所有的纺织织物生产技术，但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只能获取微薄利润，甚至承担订单不足的风险。原因在于我国的纺织行业既没有国际品牌，也没有国际营销渠道。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之所以要大量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这样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又可以学到外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同时又不会增加外债。这样的发展战略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跨国公司也有它的发展战略：扩大其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同时，挤垮或消灭其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对手）以及本土品牌。况且，跨国公司具有十分丰富的开拓新兴市场的经验。
与此同时，我国在研发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问题。首先是在科研投入方面，基本上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投入的模式。虽然财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科研经费下拨的方式有太多的行政色彩而效率较低。
其次，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是超过科研院所的，中国则相反。以汽车工业为例，以国企为龙头的中国汽车业在研发投入上极少，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国外一般在5%～10%。
与发达国家比，企业研发能力较弱，且国家整体科研能力不强，都成为中国要摆脱产业从属地位的掣肘。
做好低端仍有现实基础
其实，由于我国就业压力巨大，而发展低端恰好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将长期存在。如果二次大战之后，每隔20年左右一次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就到了终点，那么中国应该牢牢抓住不放，而不是好大喜功去“腾笼换鸟”。事实上，如果我国的低端产品、低端产业或者低端角色真的做好了，一样可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以食品行业中的茶叶为例，它应该属于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行业，但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有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等众多名茶，却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茶品牌。由于缺乏品牌，加上出口茶商相互压价，形成了所谓“种植面积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一，出口量第三，创汇额第四”的怪现状。
中国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仅售2美元左右，平均茶价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还要低20%。而英国虽然自身不产茶，却拥有全球最大的茶叶公司———立顿。立顿红茶每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国目前茶叶产值的70%。因此，低端行业如果能够做到立顿这样市场份额，其经济价值应该不比高科技企业逊色。
据统计，中国95%以上的企业，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都只有产品没有品牌。如果我国低端行业或企业的品牌能够不断树立起来，中国在低端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就可以得到提升。中国虽然已经是包括纺织品、玩具、摩托车、彩电等上百种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第一的国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出口策略大多是低价销售。比如，我国在跨入21世纪之后就超越日本，成为摩托车生产的第一大国，但2002年摩托车出口的平均单价只有160美元左右，日本的出口单价则达到3000多美元，中国摩托车的出口创汇额只有日本的40%。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己在进步，比如目前中国的摩托车出口单价已经提高到了400美元以上。而我国的纺织服装行业，虽然长期给别人做代工、做贴牌，但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质量已经显著提高。如果我国更多出口产品的质量能够提升，并建立起诚信有序的经营理念，即便做低端，中国也同样可以崛起。
政府须调整角色定位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给蒙牛、伊利这样迅速崛起的民营乳制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打击是空前的。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说明，当一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会凸现出来，社会秩序被打乱，一些企业会为了盈利而不择手段。
不久以前，很多学者建议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但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责难，让心态浮躁、对仿制乐此不疲的企业花一大笔研发费用实现中国创造的难度可想而知？而部分中国制造的低端产品在质量、环保标准等方面还没有与国际接轨，因而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确实不容易。这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门能够认清中国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审时度势，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可以从国内生产、销售和出口两个角度，对企业及其商品进行监督和干预。
从国内的生产及销售来看，国家质检部门应该进一步扩大取消免检产品的范围，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环保问题加强检测力度。为了避免地方环保部门与企业达成默契，国家环保部门应该更多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环保问题，加大奖罚力度。鉴于中国面临的企业诚信体系缺失问题，需要采取行政和舆论等各种措施对其进行监督。
从产品出口的角度看，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企业普遍采取的营销策略是低价营销，其结果往往是出口产品毛利率下降的同时，还要遭遇反倾销报复。因此，政府除应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监督外，还应该针对可能成为反倾销目标这一现状，加强与反倾销调查较多的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的协调。如通过制订产品质量标准，通过行业协会限定最低出口价格，甚至采取出口配额等方式限制出口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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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言
据报道，在众多加工型企业还在为如何度过不确定的2009年犯愁时，江苏阳光集团在今年却获得了18亿元的市场订单和3亿元的国际风险投资。究其原因，在于该集团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从低层次的简单加工到自主设计和拥有自主品牌的转换，拉开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赢得了难得的低成本扩张机会。
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升级转型通常的看法就是以高科技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地方经济推进方式的变更。事实上，这是一种不无偏颇的观念。
正所谓没有衰落的市场，只有衰落的企业。在市场平均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决定资本盈利效率的其实并不是所涉足领域的新颖、所拥有技术的高端，更多的是植根行业精耕细作的决心和深入挖潜、拓展附加值的能力。一些传统行业因其所特有的市场及资源优势，虽竞争者众，但也容易博得一些有志于大展拳脚的资本的青睐。
无法回避的是，企业在传统产业中的创新是推动企业前进和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的强大动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活跃，不但带来企业的兴旺和产业链的更新，更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社会的繁荣。
一般而言，如果说企业技术创新低迷，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经济景气度下行时，如果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和产业将逐步衰退的话，那么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创新和产业链的扩展，则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企业在创新中寻找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依靠创新的企业，往往能够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而应对当前的危机，也需要正视传统产业生存与发展广宽的市场前景。同时，引导和启发众多传统产业企业把注意力放在自主创新上，用自主创新成果抵御市场冲击，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现代社会条件下，参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竞争，仅以企业个体之力很难成功。在企业为市场所提供的可见产品和服务的背后，还存在人才、融资、物流、行政效能等诸多不可见因素的作用，涉及各种政策和制度背景。这意味着，在主观愿望和个体努力之外，企业的发展还需要由外部环境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而近来国家推出的包括纺织行业在内的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相信企业能从国家振兴传统产业的规划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在精耕中实现做大、做强、做深、做精的目标。
  　 中国在各种生产要素上所具有的特定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应当继续发展低端制造业。目前，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就要求中国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
其实，低端并不必然等于低附加值。做好低端意味着要从产品质量、品牌等多个方面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做到既能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又能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逐渐淡化自身的“球员”身份，更好地做好“裁判员”，从而为低端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创造积极条件。
低端产业曾带来的好处
所谓低端含义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指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产业，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二是指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贴牌生产或为整机提供零部件生产等；三是指同一行业中的低端产品，如小排量的廉价汽车等。
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由低端生产推动的。二战之后，全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欧美到日本；第二次是从欧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及南美等地；第三次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处于产业链低端意味着别人挣大钱自己挣小钱，而且还要饱受环境污染之苦，但最大的好处是实现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两个最大目标，即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与印度相比，虽然印度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转移中也受益匪浅，如印度的软件业已经确立了仅次于美国的显赫地位。但是，软件业所创造的就业人数也不过200万而已，相比之下，中国仅出口产品制造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达1.5亿左右。因此，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的拉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做了制造业中的低端，而印度则做了相对高端的软件业。
产业升级受到金融风暴冲击
美国商业思想家、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之间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四个阶段。按这样的划分，日本应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近20年时间里，日本几乎没有进步，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38900点之后不断下行，目前只有8800多点，明显进入了富裕驱动（衰退）阶段。
在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唯一成功胜出的大概就是韩国了，目前正处于创新驱动阶段，而中国目前还处在投资驱动阶段。
理论上，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升，中国已经有产业再度向其它地区转移的迹象。但是，中国太大，不仅人口众多，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要把低端产业转移出去不太容易。更何况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美国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实现产业升级的脚步无疑将放缓。
没有完全做好低端产业链
从全球产业转移的角度看，中国能够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是件好事。如果能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产业转移中再次实现产业升级，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中高端，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问题是我国是否已经具有了实现产业升级的条件？
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和韩国都利用产业转移之际，发展和壮大了丰田、现代等自主品牌。而中国则相反，通过30多年发展起来的解放和红旗等自主汽车品牌，在汽车行业的中外合资过程中几乎都被挤出市场。
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本采取的策略是先满足国内需求再出口。韩国是通过向外举债和引进技术发展自主产业，通过鼓励国内消费者购买国货来壮大产业规模。而我国则更多地采取中外合资的方式来发展制造业，这个过程中必然使得老谋深算的跨国公司逐个消灭中国的本土品牌，如上海原本是中国名牌产品最多的地方，但昔日的蝴蝶牌缝纫机、金星电视机、上菱冰箱等目前已经看不到了。
由此看来，即便是低端，我国也没有完全做好。
产业升级存在障碍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都想成为强国，都不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战略经历了两个30年的两次选择。
第一个30年，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推进农、轻、重全面发展的战略。由此，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GDP增长两倍以上，工业迅猛发展，与农业的产值几乎相当。当时，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属漫长历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二个30年，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中，GDP增长八倍以上，在全球堪称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
比较这两个30年可以发现，摆脱国际分工体系的自我发展显然是比较慢的发展战略。但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同时又想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就需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与别国竞争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和定价权。但是，中国行业在这方面的基础与实力目前并无优势。
拿纺织行业来说，虽然中国几乎掌握了全球所有的纺织织物生产技术，但还是处于从属地位，只能获取微薄利润，甚至承担订单不足的风险。原因在于我国的纺织行业既没有国际品牌，也没有国际营销渠道。
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之所以要大量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这样既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又可以学到外国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同时又不会增加外债。这样的发展战略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跨国公司也有它的发展战略：扩大其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同时，挤垮或消灭其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对手）以及本土品牌。况且，跨国公司具有十分丰富的开拓新兴市场的经验。
与此同时，我国在研发方面还存在一些体制问题。首先是在科研投入方面，基本上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投入的模式。虽然财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科研经费下拨的方式有太多的行政色彩而效率较低。
其次，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是超过科研院所的，中国则相反。以汽车工业为例，以国企为龙头的中国汽车业在研发投入上极少，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国外一般在5%～10%。
与发达国家比，企业研发能力较弱，且国家整体科研能力不强，都成为中国要摆脱产业从属地位的掣肘。
做好低端仍有现实基础
其实，由于我国就业压力巨大，而发展低端恰好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将长期存在。如果二次大战之后，每隔20年左右一次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到了中国就到了终点，那么中国应该牢牢抓住不放，而不是好大喜功去“腾笼换鸟”。事实上，如果我国的低端产品、低端产业或者低端角色真的做好了，一样可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以食品行业中的茶叶为例，它应该属于科技含量不高的低端行业，但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有西湖龙井、黄山毛峰等众多名茶，却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茶品牌。由于缺乏品牌，加上出口茶商相互压价，形成了所谓“种植面积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一，出口量第三，创汇额第四”的怪现状。
中国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仅售2美元左右，平均茶价比印度低四成，比斯里兰卡低六成多，甚至比肯尼亚的还要低20%。而英国虽然自身不产茶，却拥有全球最大的茶叶公司———立顿。立顿红茶每年的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我国目前茶叶产值的70%。因此，低端行业如果能够做到立顿这样市场份额，其经济价值应该不比高科技企业逊色。
据统计，中国95%以上的企业，无论是低端还是高端，都只有产品没有品牌。如果我国低端行业或企业的品牌能够不断树立起来，中国在低端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就可以得到提升。中国虽然已经是包括纺织品、玩具、摩托车、彩电等上百种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第一的国家，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出口策略大多是低价销售。比如，我国在跨入21世纪之后就超越日本，成为摩托车生产的第一大国，但2002年摩托车出口的平均单价只有160美元左右，日本的出口单价则达到3000多美元，中国摩托车的出口创汇额只有日本的40%。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己在进步，比如目前中国的摩托车出口单价已经提高到了400美元以上。而我国的纺织服装行业，虽然长期给别人做代工、做贴牌，但近年来中国服装的质量已经显著提高。如果我国更多出口产品的质量能够提升，并建立起诚信有序的经营理念，即便做低端，中国也同样可以崛起。
政府须调整角色定位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给蒙牛、伊利这样迅速崛起的民营乳制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打击是空前的。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说明，当一国的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会凸现出来，社会秩序被打乱，一些企业会为了盈利而不择手段。
不久以前，很多学者建议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但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责难，让心态浮躁、对仿制乐此不疲的企业花一大笔研发费用实现中国创造的难度可想而知？而部分中国制造的低端产品在质量、环保标准等方面还没有与国际接轨，因而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确实不容易。这就要求政府管理部门能够认清中国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审时度势，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可以从国内生产、销售和出口两个角度，对企业及其商品进行监督和干预。
从国内的生产及销售来看，国家质检部门应该进一步扩大取消免检产品的范围，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环保问题加强检测力度。为了避免地方环保部门与企业达成默契，国家环保部门应该更多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环保问题，加大奖罚力度。鉴于中国面临的企业诚信体系缺失问题，需要采取行政和舆论等各种措施对其进行监督。
从产品出口的角度看，我国出口商品制造企业普遍采取的营销策略是低价营销，其结果往往是出口产品毛利率下降的同时，还要遭遇反倾销报复。因此，政府除应加强对出口产品的质量监督外，还应该针对可能成为反倾销目标这一现状，加强与反倾销调查较多的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的协调。如通过制订产品质量标准，通过行业协会限定最低出口价格，甚至采取出口配额等方式限制出口规模等。

相关观点： 化“危”为“机”还需精耕传统产业
闻一言
据报道，在众多加工型企业还在为如何度过不确定的2009年犯愁时，江苏阳光集团在今年却获得了18亿元的市场订单和3亿元的国际风险投资。究其原因，在于该集团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从低层次的简单加工到自主设计和拥有自主品牌的转换，拉开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赢得了难得的低成本扩张机会。
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升级转型通常的看法就是以高科技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地方经济推进方式的变更。事实上，这是一种不无偏颇的观念。
正所谓没有衰落的市场，只有衰落的企业。在市场平均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决定资本盈利效率的其实并不是所涉足领域的新颖、所拥有技术的高端，更多的是植根行业精耕细作的决心和深入挖潜、拓展附加值的能力。一些传统行业因其所特有的市场及资源优势，虽竞争者众，但也容易博得一些有志于大展拳脚的资本的青睐。
无法回避的是，企业在传统产业中的创新是推动企业前进和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的强大动力。企业技术创新的活跃，不但带来企业的兴旺和产业链的更新，更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社会的繁荣。
一般而言，如果说企业技术创新低迷，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经济景气度下行时，如果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和产业将逐步衰退的话，那么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创新和产业链的扩展，则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企业在创新中寻找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依靠创新的企业，往往能够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而应对当前的危机，也需要正视传统产业生存与发展广宽的市场前景。同时，引导和启发众多传统产业企业把注意力放在自主创新上，用自主创新成果抵御市场冲击，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现代社会条件下，参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竞争，仅以企业个体之力很难成功。在企业为市场所提供的可见产品和服务的背后，还存在人才、融资、物流、行政效能等诸多不可见因素的作用，涉及各种政策和制度背景。这意味着，在主观愿望和个体努力之外，企业的发展还需要由外部环境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而近来国家推出的包括纺织行业在内的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正是这样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相信企业能从国家振兴传统产业的规划中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在精耕中实现做大、做强、做深、做精的目标。